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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页〖杏悦注册〗首页...主管QQ655428 恩佐注册注册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成立于2017年1月,同时承担着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委托的“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相关职能。我们以推动全国高校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为己任,汇聚全国各方力量,促进学术交流合作,为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政服务和国际交流提供平台。本院编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每月为读者提供国际新闻动态和观点,并特邀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当前热点问题撰写时评。

  约瑟夫奈(Joseph Nye):特朗普是世界政治的转折点吗?

  随着美国进入2020年总统竞选的冲刺阶段,由于两党的提名大会都没有太多讨论外交政策,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乔拜登之间的较量显然将主要在国内议题的战场上展开。然而,从长远来看,历史学家会问,特朗普担任总统是美国在全世界作用的重大转折点还是无足轻重的历史偶然。

  现阶段,答案不可知,因为我们不知道特朗普是否会连任。多年来,围绕在越南和伊拉克等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军事干预行动,美国内部和与其他国家存在严重分歧。但自由主义制度秩序继续得到广泛支持,直到2016年大选,特朗普成为第一位攻击它的主要政党被提名人。特朗普也对外国干预持怀疑态度,虽然他增加了国防预算,但他动用武力相对较少。

  特朗普的反干涉主义相对受欢迎,但他对美国利益的狭隘和交易式定义以及他对联盟和多边机构的怀疑态度没有反映多数人的意见。

  特朗普当选和他的民粹主义吸引力取决于因为2008年大衰退而加剧的经济混乱,但更多的是取决于与种族、女性作用和性别认同有关的文化变革的两极分化。尽管特朗普2016年没有在普选中获胜,但他成功地将白人对少数族群日益增加的可见度和影响力的憎恨与外交政策挂钩,把经济缺乏保障和薪资停滞归咎于糟糕的贸易协议和移民问题。然而,前美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说,作为总统,特朗普没有什么战略,他的外交政策主要受国内政治和个人利益驱动。

  换句话说,领导人和他们的技巧很重要——这也意味着不能轻易忽视特朗普。比他的推文更重要的是他对机构、联盟和美国有吸引力的软实力的削弱。民调显示,自2016年以来,这种软实力的吸引力出现下降。

  无论是2021年还是2025年,他的继任者都将面对一个变化了的世界,原因之一是特朗普独特的性格和政策。这个变化有多大,将取决于特朗普担任一届还是两届总统。我们将在11月3日之后知道,我们是处在历史的转折点,还是处在一次历史偶然的结尾。

  未来几个月将向我们展示很多关于即将到来的全球复苏状况的情况。尽管股市看涨,但有关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仍然无处不在。因此,不管疫情的发展方向如何,迄今为止世界与这种病毒的斗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经济增长、就业和政治。

  让我们从可能的好消息开始吧。在乐观的情况下,监管机构将在今年年底前批准至少两种主要的第一代新冠疫苗。由于非同寻常的政府监管和财政支持,这些疫苗甚至在人类临床试验结束之前就投产了。假设这些疫苗有效,那么生物技术公司到2020年底前手上将有大约2亿剂疫苗,并且还会再生产数十亿剂疫苗。分发疫苗本身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部分原因是需要让公众相信进入快速通道的疫苗是安全的。

  但在比较悲观的情况下,其他危机可能会在这场疫情危机结束前发生。这些危机包括美中贸易摩擦急剧增加、网络或网络战、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难或大地震。此外,即便是乐观的情况也未必意味着迅速恢复到2019年底的收入水平。

  尽管疫情凸显了发达经济体中存在的严重的不平等问题,但穷国遭受的痛苦要多得多。未来几年,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可能将与新冠肺炎缠斗,面临失去十年发展的时间这样一种真正的可能性。毕竟,很少有政府能像美国、欧洲和日本那样提供大规模紧急财政支持。低收入国家的长期衰退可能导致债务和通胀危机迅速蔓延。

  但是,新冠危机也可能给发达经济体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创伤。由于担心再度发生公共卫生问题或暴发另一场疫情,更不用说这场危机所加剧的巨大的政治动荡,企业可能对投资和招聘更加谨慎。

  全球经济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决策者最重要的任务是,努力减少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巨大而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性,同时继续向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个人和经济部门提供紧急救助。但在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很久的情况下,疫情引发的不安全感很可能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压力。

  作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学教授

  田中信一郎(Tanaka Shinsyu):安倍首相的政治遗产——有关安倍长期执政的认识

  第一项“成果”是没能修改宪法。安倍首相对于修宪表现出了强烈渴望,从国会形势看,他也拥有了足以发起修宪动议的议席数量。可即便如此还是没能成功。

  即便是安倍也没能修宪这件事无疑证明了修宪本身就是一项不切实际的政治课题,同时显示出变更“国民主权”“尊重基本人权”“和平主义”这些宪法基本原则是极为困难的。

  第二项“成果”是没能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安倍任内,经济连续71个月扩张、日经平均指数回升至两万点以上、企业收益再创新高。但另一方面,如果以2012年的水平为100计算,那么2018年的实际工资指数降至96.44,实际家庭消费动向指数更是低至90.72,工资增长速度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普通民众生活自然是更加艰难。

  第三项“成果”是将政治和行政体系中的缺陷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森友学园、加计学园、自卫队日报问题、劳动统计问题、赏樱会等等,这不是一起又一起单纯的丑闻,而是由于政府高官的恣意妄为引发的对于政府权限、预算、财产不透明和不公平使用的质疑。

  在不久前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共和党高层,说话的口气都好像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被彻底战胜。即便他是特朗普,总还是有人会觉得把如此糟糕的防控表现说成是成功也太离谱了吧。但是美国政治的两个变化就是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这种两极分化始于数十年前,在特朗普上台后愈演愈烈。今天,大量共和党人效忠的只是特朗普个人,而不再是小政府、个人自由等价值观和原则。“俄罗斯不是美国危险的敌人而是朋友”、“美国的疫情防控措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出色”无论特朗普总统怎么说他们都照单全收。

  第二个棘手的变化与技术和互联网相关。虽然所有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其中也包含一些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和性质恶劣的诽谤中伤。

  甚至美国可能正在遭遇与大选本身有关的重大危机。由于疫情肆虐,很多选民可能不会前往投票站,他们更愿意以邮寄选票的方式投票。但是特朗普在过去的三个月时间里一直锲而不舍地攻击邮寄投票不合法,却又给不出任何证据。这都是因为邮寄选票被认为对有利。甚至他还在策划阻止邮寄选票被纳入最终计票。

  一旦得票数接近,各州围绕选举结果势必争论不休,两党可能都会面临诉讼,甚至发展成街头运动。我们不得不说,大选之后的美国可能会陷入不惜动用暴力的混乱。

  伊莎贝拉韦伯(Isabella Weber):美中两大经济体真的能“脱钩”吗?

  到处都在谈论新冷战这个话题。然而,美中两国对抗的经济背景与“铁幕时代”有着根本不同。美国和苏联制造了相互竞争的全球化,把世界分成不同的经济集团。目前的分歧双方被拴在一起,成为“中美国”。过去认为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会防止政治冲突,然而这种希望已经破灭。相反,深层次的经济融合加大了风险:世界经济的核心可能瓦解。

  每一部iPhone手机的背后都体现着如今的全球经济秩序:在加利福尼亚州设计,在中国生产。竞选美国总统的共和党人和人都承诺结束这种安排。这一次,竞选双方都承诺把制造业转移回国内。

  与此同时,中国的大门仍然敞开着。中国开放金融和保险市场的速度之快是国际基金经理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另一方面,中国正在为跟美国闹翻做准备,强调在关键领域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

  “脱钩”已成为描述美中经济可能破裂的新的流行词汇。“脱钩”听起来就好像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可以被简单地一下子隔开——就好像是使火车的两节车厢断开那样。事实可能远非如此。

  即便有中国快速建设基础设施的超群能力的帮助,迁移大型生产设施也需要时间。由于要付出巨大代价,实际上,商界大都不愿听从政客的要求退出中国。世界仍然依赖中国的制造业基础设施。

  希望一场美中关系重大危机也能避免。因为从流行疾病到气候崩溃,各种全球性挑战继续加剧,需要中美合作应对。在美国大选之后,可能会打开一扇机会之窗,处于世界经济核心的美中重新开始谨慎谈判。对于分歧双方来说,制定可行的和解战略是一项紧迫任务。

  美国威斯康星州基诺沙黑人青年男子雅各布布莱克背部遭警察连开7枪,他的母亲朱莉娅杰克逊说:“当我们行事作风伟大时,美国才能伟大。”可悲的是,在过去四年里,特朗普总统一直在带领美国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

  鉴于特朗普倾向于根据股市来判断整体经济表现,而10%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92%的股票,富人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变得更富有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股价连创新高的同时,我们的失业率也是如此。目前,约有3000万美国居民生活在食物短缺的家庭中,处于收入分配下层的人大多是月光族。在一个已被不平等加剧而撕裂的国家,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不仅为亿万富翁和企业减税,而且实施了会导致绝大多数中产阶级缴税更高的政策。

  就抗击新冠疫情类似于战时动员而言,美国遇上一个只顾自己,同时因为拒绝承认科学和专业知识而让其他所有人面临危险的指挥官。难怪在控制新冠肺炎和应对经济影响方面,美国是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美国人现在每月的死亡率是二战时的三倍。特朗普把民族伟大的两个关键要素——社会团结和公众信任当成靶子。具有这些特征的国家在控制疫情及其经济影响方面表现好很多。一个在这些方面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家怎么能说民族伟大呢?

  乔拜登或许有潜力让四分五裂的民众重新团结起来。虽然这个国家的裂痕太大,一夜之间无法愈合,但有一句老生常谈不无道理,那就是“时间治愈一切创伤”。然而,治愈不会凭空出现。这将取决于美国人是否接受一个民族复兴的计划。所幸的是,为数众多的年轻人希望迎接挑战。美国只有利用民众热情、团结一致,重新致力于长期坚持的原则和抱负,才能再次伟大。

  尽管实际执行将是一个重大考验,但印度外长苏杰生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9月10日在莫斯科达成两国军队应该继续对话、尽快脱离接触、保持必要距离、缓和现地事态的共识值得庆贺。他们达成的一致意见不仅是双边外交反应的成果,也是实践智慧的成果。

  事实上,这是2018年在青岛签署关于共享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水文数据的协议以来中印之间最清晰可见、最现实的事态发展。鉴于我们的边界争端以及中国的立场,印中双方达成的这项协议具有历史意义。我当时就认为,现在愈发相信,它其实具有文明意义。

  一场水危机迫在眉睫,因为全球变暖使依靠冰雪融化补给的河流水源减少,两国都依赖雨水补给河流。历史上,文明一直是围绕以河流为基础、靠河流来滋养的居住环境。

  这让我想起了1998年6月中国驻印度大使向时任印度总统科切里尔拉曼纳拉亚南递交国书时候的情景。纳拉亚南总统早年在外交部工作时曾主管对华工作。他本身是学者,对中印关系有深入研究。

  纳拉亚南总统审阅了对中国大使的欢迎词文稿,补充了他自己的一些特别感言,例如:“作为东方的姐妹文明,印度与中国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这些接触和交流不仅互惠互利,而且丰富了亚洲和世界的文明。”

  两年后,纳拉亚南总统启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时任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对他说,希望这次访问“开启两国关系的新篇章”。纳拉亚南总统在那次访问期间不止一次地强调了一个事实:两国关系不和的时间比关系和谐的时间要短得多。

  中印两国关系会如何发展难以预料。但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放弃对两国和平历史的了解,要尽量扩大苏杰生和王毅所说的“继续对话”。在这种对话的直接关切之外,我们还必须努力维护青岛协议,因为它关乎生命之水。

  在美利坚合众国,一种病毒有两个国家在应对。国家层面的政府基本上放弃了应对疫情的责任。但在这个实行联邦公共卫生体系的国家,那些接受科学和卫生专家建议的州在很大程度上成功遏制了这种病毒,而在那些不接受科学和卫生专家建议的州,感染率则急剧上升,以至于失控。这两个美国的差异揭示了美国联邦制度面对一个世纪以来最致命疫情时的长处和弱点。

  美国的联邦制度为各州保留了根据宪法没有明确赋予国家政府的权力,这个制度使各州可以制定自己的抗疫计划。在缺乏国家层面负责任的领导作用的情况下,一些州采取了明确反科学的做法,无视证据和流行病学。另一个松散的州联盟则朝着相反的方向行事,让科学推动政策。结果天壤之别。

  选择无视科学共识的州经历了大范围的疫情暴发,成为全球疫情的中心,与巴西等表现最差的国家不分上下。相比之下,受科学驱动的州却基本上控制了疫情,它们的长期感染模式与德国和成功遏制了新冠病毒的其他欧洲国家类似。

  由于总统与科学界意见相左,各州州长不得不自己决定如何最好地增进公共卫生。联邦制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让一些州免受联邦领导人最不负责任决定的影响,使它们得以独立行动控制病毒。接受科学的州制定了可适用于本州以外地方的抗疫战略和政策。这些成功尝试能否使美国其他地方受益,将取决于反科学的州的领导人的决定。

  但是,如果说联邦制度让一些州克服了国家政府最糟糕的失败,它却绝不可能解决整个国家的问题。独立行动的各州所能取得的成果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联邦政府历来协调解决影响整个国家的问题的努力。在缺乏联邦领导作用的情况下,各州不容易协调它们的应对措施,使得每个州抗疫工作的有效性只能与最不成功的相邻州的抗疫工作一样。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联邦领导作用和协调,美国进行新冠病毒检测——这仍是抗击新冠肺炎最有效的工具——的能力受到致命削弱。这场危机已经持续8个月,美国新冠病毒检测数量增加的速度不足以跟上美国很多地方疫情增长的速度。

  卢卡斯罗加拉(Lukas Rogalla):土耳其和中国相互靠近:经济危机中的巨额投资

  里拉不断下跌——土耳其货币创下历史新低。安卡拉现在指望通过中国帮助来控制经济危机。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称,在总统埃尔多安领导下,土耳其经济危机持续加剧,而中国的巨额投资相当于提供了一条“救生缆绳”。

  埃尔多安通过降息以达到短期内刺激经济的目的。但在其推行的扩张路线和再次崛起为大国的梦想下,土耳其经济在新冠疫情中崩溃。

  2016年以来,土耳其和中国已签署10份双边协议,包括卫生和能源领域的协议。目前,中国是位列俄罗斯之后的土耳其第二大进口来源地。据称,中国已向土耳其投资30亿美元。到2021年,投资额还要翻番,达到约60亿美元。目前约有1000家中国企业在土耳其开展业务。同时,军事合作与发展也受到推动。迄今为止,中国的资金一直在关键时刻挽救埃尔多安于危难。

  随着铁路线经由欧亚大陆连接欧洲和中国以及贸易路线的扩大,北京和安卡拉将不仅在经济上,还在政治上相互靠拢。来自远东的资金意味着,一方面,土耳其将不必再依赖西方援助;另一方面,一流的重大项目可以帮助实现埃尔多安的梦想,即让土耳其再次变得强大。

  安德鲁哈蒙德(Andrew Hammond):为什么“美国品牌”也成了选举议题?

  一些全国性民调显示,拜登优势正在缩小,特朗普可能在11月以微弱优势险胜,这将给全世界带来冲击波;虽然特朗普在包括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在内的少数国家很受欢迎,但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支持拜登,就像他们4年前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一样。

  公平地说,特朗普取得了外交政策成绩,包括最近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和巴林与以色列达成协议。然而,他在国际上的总体成绩平庸,在一些重要项目上,都失败了。

  但是,对“美国品牌”(即美国的声誉)影响最大的,并非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失败记录,而是他的领导风格和特立独行的性格。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印度议员沙希塔鲁尔说,特朗普连任可能意味着“美国软实力的终结”,因为这将巩固“把美国与排外、厌恶女性、悲观和自私联系起来的趋势”。

  引起外交焦虑的政策包括,修建与墨西哥的边界墙,并声称要让墨西哥政府最终为此买单,以及建议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

  绝大多数国家对特朗普的看法始终比对其前任奥巴马的看法要负面得多。在很多州,特朗普的支持率与乔治W布什任期快结束时的支持率相近,甚至更差。本月进行的一项皮尤全球调查显示,在13个西方国家中,对特朗普评价最为负面的是比利时,该国只有9%的人对美国总统“在世界事务中为所应为”感到有信心。

  如果特朗普再次获胜,反美情绪可能进一步高涨,总体影响可能会比布什任总统期间更显著。布什2009年初离任时,反美情绪处于越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关键因素是布什政府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的外交、安全和军事政策不受欢迎。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全球舆论可能会比布什第二任期时更加不利,从而凸显“美国品牌”的下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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